全国人大常委会2021年的工作报告中也使用了全面担负起宪法法律赋予各项职责把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履行好等宪法和法律分开使用的表述。

[63]在宗教改革运动（Reformation）中，清教徒对《圣经》（Bible）解释采用了两种技术策略（对材料的选取，对批判工具的打压），最终产生了一种关于禁忌的意义。他认为，真正的科学是能够获得一切真理的知识探索，反对用方法上差异界定知识的科学性。

在这样的问题意识下，沃格林认为，现代性之所以出现了此种吊诡，根源在于一种灵知主义的兴起。比如，优西比乌斯（Eusebius of Caesarea）就将基督降世和帝国的和平结合起来。拒绝审慎——看不起在历史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实践智慧。以此多维度人的形象，可以去观察我们的公法制度及其实践中是如何对待人的。[13]参见[美]沃格林口述、桑多兹整理：《自传体反思录》，段保良译，华夏出版社2018年版，第8页。

[33]沃格林和其他思想家的观点，无非强调了作为整体的社会秩序对于共同体的行动和共同体成员利益保障的必要性。（1）形成了3个时代前后相续的历史观。该文持否定说，其认为宪法没有赋予（包括默示）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以宪法监督权。

另一方面，旨在检视其制度机理，作为分散式审查、事前型审查、柔性审查，这一类合宪性审查存在相应的功效和局限。[38]可见，日本最高法院也只是享有最终的合宪性审查权。[8]林来梵：《合宪性审查的宪法政策论思考》，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7]合法性审查所依据的是法，广义的法自然包括《宪法》，而狭义的法则排除了《宪法》，专指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位阶较高的规范性文件。

[32]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的合宪性审查限于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的审批阶段。但是，明示其一规则并非在任何情形之下都是颠扑不破的。

若要消解上述难题，有必要从两个层面来理解宪法解释这一概念。它存在若干局限，有待于完善和推进。作为事前型审查，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的合宪性审查具有预防性和常态性。最后需要研讨的是《宪法》第99条第1款。

[55]在这一点上，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的合宪性审查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合宪性审查具有相似性。其后果就是，合宪性审查几乎被合法性审查所遮蔽。宪法委员会对其合宪性作出决定。[50]综上，作为事前型审查，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的合宪性审查嵌入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的制定过程中，成为该过程的一个必要环节和关键步骤。

这里的宪法监督权包括我们今天所说的合宪性审查权。参见何帆：《大法官说了算：美国司法观察笔记》，中国法制出版社2016年版，序言，第7页。

从立法原意来看，《立法法》设计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之审批制度的主要目的乃是维护法制统一。（二）《立法法》和《地方组织法》中的规范依据 《立法法》第72条第2款规定：……设区的市的地方性法规须报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施行。

上述两个机关将在我国的合宪性审查中发挥重要作用。[30]由此观之，这一类合宪性审查区别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合宪性审查，属于分散式审查，可以在不同的地理空间同时展开。[22]他甚至曾在1983年4月提出：所有违宪都提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来管，怎么管得了？……有些违宪行为，县、省可以处理，只有重大的违宪行为，由全国人大处理。的原则，靠备案审查制度进行监督，容易流于形式。详见季卫东：《日本宪法保障制度设计的不同思路》，载《交大法学》2017年第1期。[33]其依据是美国《宪法》第6条的至上条款（supremacy clause）:本宪法……为本国之最高法。

详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家法室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233~234页。在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的审批工作中，对于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来说，不予批准并非予以批准之外的唯一可选项，它只是备而不用的非常手段。

需要说明的是，《宪法》第100条第2款仅授权设区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并没有同时授权自治州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合宪性审查不仅可以就特定立法作出是否合宪的判断，而且可以基于不合宪的判断实施制裁，该制裁主要表现为否定特定立法的效力。

参见张翔：《合宪性审查时代的宪法学：基础与前瞻》，载《环球法律评论》2019年第2期。尽管前者附随于包括合宪性审查在内的宪法实施，但其任务乃是探求宪法规范本身的意涵，后者旨在检视一般法律规范与宪法规范的一致性。

而这里的分散和集中主要是指纵向维度的分散和集中。但如此一来，我国就有必要修改《宪法》以及相关的若干法律和多部地方性法规，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的合宪性审查将不复存在。因此，这一条款可以为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开展合宪性审查提供比较明确的规范依据。但是，既然追求的是法制统一，合宪性审查本身也应当是统一的。

[2]以下将人民代表大会和常务委员会分别简称为人大和常委会。譬如，《江西省立法条例》第57条规定：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应当对其合法性进行审查，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本省的地方性法规不抵触的，应当在四个月内予以批准。

笔者只是检索了全文中含有同（与）宪法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同时剔除了其中与合宪性审查关联不大的地方性法规，此所谓有限检索。若将理论视域移向德国等欧陆国家，我们不难发现，中央集中、地方分散、央地并行的合宪性审查模式未必是唯一可选的方案。

具体理由详见许崇德、胡锦光：《关于地方人大是否有宪法监督权问题》，载《人大工作通讯》1996年第6期。[50]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家法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232页。

然而，依据有限的搜索，[24]至少有10个省、自治区在其现行地方性法规中规定了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对于已经施行之同级政府规章的合宪性审查。[9]详见郑磊：《省级人大常委会对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备案审查权：制度需求与规范空间》，载《政治与法律》2019年第2期。[24]据以检索的数据库是北大法律检索数据库。在我国现阶段，地方性法规与《宪法》相抵触的情况时有发生，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合宪性审查工作必定是有其限度的，它不可能逐一审查所有存在违宪嫌疑的地方性法规。

[52]在其看来，这种情况并不意外。[51]有学者通过考察德国的实践指出，抽象规范审查在实践中作用不彰。

[21]彭真：《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载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要文献选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680页。从该规定来看，自治州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地方性法规在审批阶段也需要接受省、自治区的合宪性、合法性监督。

其三，不足以让社会各界切实感知和体认我国合宪性审查工作推进的实效。可是，依据谁批准，谁审查的一般逻辑，我们可以作出如下推断：当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报请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批准后，后者若经审查认为前者与《宪法》相抵触，就可以不予批准或者采取其他类似措施。